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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片断回忆

编辑: 发布时间:2008-05-31 16:20:04 浏览次数:

  1935年12月9日,发生在北平(今北京)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,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、华北危在旦夕的情况下,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。它包含着两次斗志昂扬的游行,第一次是12月9日,第二次是12月16日,第二次的规模更大,参加游行的除了大、中学生外,还有少数市民,特别是当时驻在北平的西北军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大刀队,也参加了游行的行列,他们和学生、市民一起高呼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打倒卖国贼!”“停止内战,一致对外!”等爱国口号。
  12月16日原是实行“华北特殊化”卖国政策的所谓“冀察政委会”成立的日子。两年前,根据中日协议成立的所谓“行政院驻平政整会”,已满足不了日寇的欲望,在通县新成立的所谓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,只控制22个县,范国有限,于是“冀察政委会”就应运而生,这时平津两地国民党中央军和省市国民党党部、三青团都已不存在了,只有专门对付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,却受到日本浪人的青睐而被留了下来,这大概就是蒋介石于本年三月说的“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吧”!
  大家出生在淮安城内、在北平读书或工作的人参加这次运动的有三人,一个是杨德基,他在清华大学读书(后改名杨述,“文革”前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),其余两人是我和我的妹妹汪荃。当时我在北平市女一中教书,汪荃在女一中读书,其他还有没有淮安人参加,我不清楚。
  我虽是女一中的教师,却和清华的队伍约定,在前门外大街会合,清华学生队伍中少数走在前面的进了城,后面大队却被堵在城外,当时,我利用自己不是学生的身份(年已30岁),同时身上又佩戴了一个二十九军的证章(那是事先向朋友借用以备万一需要的),得以随时出入前门。这就使城内外的队伍能够互通消息,特别使人感动的是城内辅仁大学一位法国教师,也多次出入前门,为被隔离在城内外的同学传递消息。
  这次运动虽然发生在北平,规模也不很大,持续时间也不算长,但对全国的影响却不可低估。从12月11日起,天津、保定、太原、上海、武汉、成都、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或举行集会,许多工厂也实行罢工,但这类消息大部分都被封锁了。因为各地报纸打成清样后,要经过审查才能印发,而那些审查老爷遇到不顺眼的字句便大笔一钩。有些报纸编辑,都把被删去的字句空起来,使报纸出现条条块块的空白.当时人们都管它叫“开天窗”。而这些“天窗”原来是什么内容,人们都会猜得出来,这实际上是欲盖弥彰。
  这次运动队伍被反动军警和特务殴打伤亡的人数无法统计,仅第一次游行被打伤的就有40人左右,此外还有当时或事后被捕的。中国大学把被打死的同学尸体运回学校礼堂供人凭吊,我和汪荃虽都受了轻伤,但未及筋骨,孙荪荃于12月16日后不久在女一中宿舍被捕。由于她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,又得到冯玉祥将军的营救才获得释放,但不准回学校也不准接见来访者,只得住在一个亲戚家中,我设法和她时时相见,直到1936年2月,她经过化装由我陪同到了天津,接着又由天津陪她到了南京。我以父亲有病需要返淮探视,不得已将她托由杨德基在南京的哥哥,以后又由他护送到上海,抗战期间.听说她在重庆与谭平山(中共一届中委)结婚,她虽始终不是中共党员,但我却认为她是我走向进步直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引路人。
  为了纪念“一二·九运动”,我曾写了一首“菩萨蛮”录之于后,作为这篇回忆的结笔:
  睡狮醒矣凌风吼,长安内外惊群丑。
  “献剑”①欲何为?燃箕实可悲!
  黄蜂②飞去也,遗毒浑难解。
  真个有奇才,“天窗”不断开。

  原注:
  ①“献剑”指献剑团。这是一二·九前不久在国民亮卵翼下新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。
  ②“黄蜂”:是指老牌亲日派黄郛。他曾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平政整会主任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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